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事业大厦的地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对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使用、激励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科学探索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更加紧密，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从历史上看，基础研究在历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都发挥了先导作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引发了科学革命，推动了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进而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发展的历史和格局。从现实看，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人才是基础研究最核心的要素，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更好地服务和支撑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体系

　　关于基础研究的概念，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曼哈顿计划”的组织者范内瓦·布什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了《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Endless Frontier），将基础研究定义为没有明确应用背景、以好奇心所驱动的科学研究，该报告直接影响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美国科技强国的地位。但这种“纯科学”及其线性科研活动模式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和讨论。进入八十年代，各国主动引导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对接，在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下将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基础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拓展。有学者通过二维坐标系统将科学研究分为由求知欲驱动的纯基础研究“波尔象限”，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纯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以及通过大数据测量开展研究的“第谷象限”。

　　不管如何分类，可以看到不同类型、学科、方向的基础研究，其具体的研究起点、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环境都会有较大差别。比如，高能物理、天文观测、深海深地的研究需要大科学装置，而理论物理、理论数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更多依赖研究者的聪明才智；在生命科学领域，19世纪的孟德尔利用豌豆进行遗传学研究，而当今结构生物学需要用到冷冻电镜等先进设备；世纪之交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了测序工作，而当代测序技术只需要很短时间就能完成同样的任务。基础研究类型、领域、专业、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基础研究人才绝不能拿着同一把尺子去评价。

　　基础研究可以分为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当前，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在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就要充分考虑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之间的差异性，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在评价的范式、体系、机制、方法等方面作出适当区分，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人才评价改革，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其中，战略导向类基础研究重点评价解决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重大科学问题的效能，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重点评价研究的原创性和学术贡献，应用性基础研究重点评价对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在人才评价上要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评价制度，完善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制度，建立非共识科技项目的评价机制，让评价机制为科研活动服务，努力让各类基础研究人才的活力充分迸发。

　　健全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支持政策

　　基础研究普遍周期较长，突破点往往不可预测，存在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解决基础科学问题往往需要花大力气、找好方法、不断试错，有时还需要研究范式的变革，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要求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基础研究是长期潜心钻研的高级思维活动，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急于“掀锅盖”，否则就是欲速则不达。

　　在科学史上，不同的基础研究出成果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时间较短，有的需要“十年磨一剑”，有的穷尽一生只是证明了“这个研究方向不行”。“费马猜想”是一场长达三百年的数学研究马拉松，从1636年提出直到三百年后才被牛津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证明，安德鲁·怀尔斯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在数学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几乎被整个数学界遗忘。我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得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蒋锡夔研究员的得奖项目“有机分子族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课题组历时20多年才取得成果，科研团队54人也从中青年熬成了“三代同堂”。尽管我们也可以找出基础研究“短平快”的案例，比如牛顿在乡间度过的一年半时间里完成了牛顿力学体系的建构、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包括狭义相对论在内的4篇论文、DNA双螺旋模型从提出到完成只用了4年时间，但不可忽视的是研究者已经在前期做了大量的积累，又在最后冲刺阶段凝神聚气、专心致志完成了拼图的最后一块。克里克在回忆他和沃森研究DNA双螺旋模型的工作状态时这样说，“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午餐时间沿着河畔的校区花园散步，或是在家里。”可以说，基础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孜孜以求、终身探索，不仅靠天赋与智力，更主要是心无旁骛的专注与勤奋，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在某个点上形成突破。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是一场“寂寞的长跑”，需要科研人员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也需要国家在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要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要支持科研事业单位探索试行更灵活的薪酬制度，稳定并强化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人员队伍，为其安心科研提供保障。要尊重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让科学家拥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从而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活动、科学探索，滋养更加宽松和更具容忍度的创新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释放人才的创新才华，才能持续性地产出原创性的成果。同时也要注意，给科学家更大自由度的同时，也要加强责权利的协调与统一。有权就有责，自由也需要约束与监督，要建立与之相应的责任机制，同时做到稳定支持与公平竞争的科学结合，防止天平倒向学术资源垄断、科研经费滥用的另一极端。

　　营造青年人才脱颖而出良好科研生态

　　青年时期是科学创新的黄金期。有学者分析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时发现，这些获奖者取得奠基性成果的年龄普遍在30至40岁之间，升任教授时平均年龄要晚于他们取得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相当多的获奖者重大原创成果有许多出自科学家的青年时期。大学、科研院所的青年科学家处于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求知欲望最强烈、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是开展原始性创新的生力军。同时，这些青年科学家也最需要科研支持、最需要帮助解决后顾之忧、最需要有好的学术带头人和良好的科研氛围。世界著名的物理学研究中心卡文迪什实验室先后产出了一大批近现代物理学研究成果，孕育和兴起了现代物理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卡文迪什学派。实验室第四任主任卢瑟福就提出，“不要忘记许多年轻人的思想会比自己的好，永远不要对年轻人的较大成功感到不愉快。”“把一个科研集体组织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对不同的研究者和学生都要平等公正的对待。”在他的助手和学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多达12人。我国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曾经师从卢瑟福，他深有感触地说：“一个研究单位的好坏，不在于出一两个人才，而在于建立一个优良的科学传统和学术环境。”

　　加强基础研究，既要发挥好拔尖人才和领军人才的学术带头作用，更要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使他们加速成长为科技创新主力军。要加快完善博士后制度，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吸引国内外优秀青年博士在国内从事博士后研究和到国外进行博士后深造，更好地走在基础研究最前沿。要在科研经费、招生指标、成果发表等方面给予青年人才更多支持，使青年人才不必疲于跑项目、争经费，不必追名逐利争“帽子”，而是能够屏心静气、心无旁骛搞研究。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学风作风建设，引导科技人员摒弃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努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科研创新生态。要加大青少年科学教育，加大宽口径通才培养，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要坚持走好基础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畅通人才成长的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