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关我国发展大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非凡成就，但也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需要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等“十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有为的政府主要体现在适度超前布局与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三方面。充分激活市场机制有效作用，需要政府进一步畅通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数据、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渠道，保障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同经营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流通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打通政府和社会的数据通道，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交易体系。

　　二是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数字技术带来了新兴岗位和灵活就业机会，提高了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也造成传统岗位减少等问题。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丰富了应对贫富分化的政策工具，创造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新思路。比如，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催生了网络直播、云旅游等新业态，将欠发达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农产品等特色资源“运输”到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转移增加了当地百姓收入。对于有助于共同富裕的新业态新模式，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

　　三是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数据安全问题、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风险和安全挑战、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风险等。要统筹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数字化转型相关领域的发展与安全，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

　　四是处理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深度融合，而非对立和替代关系。数字经济创造的价值，除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产业化价值，更大的价值产生于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相互作用之中。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要充分认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最大的底气是实体经济。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不是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而是要发展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以后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新实体经济。

　　五是处理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关系。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双向融合和协同发展需要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一方面，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短板，培育壮大5G、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工业软件等数字产业，超前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元宇宙等未来产业，推动数字产业能级跃升。另一方面，加快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六是处理好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关系。优先发展消费互联网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色。2014年以后，我国数字技术应用从侧重消费环节转向产业供给侧变革。未来，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将共融共生、长期并存。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的完整链条，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商业生态。

　　七是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均衡发展的关系。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鸿沟令人担忧。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格局，不能政府“拉郎配”。要运用市场机制更加有效释放不同区域的优势，产生协同发展效应。既要继续强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也要注重探索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联动机制，将东部地区的技术、市场及产业等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优势有效结合，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的发展差距。

　　八是处理好创新和治理的关系。数字技术创新与平台治理和资本监管密切相关。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数字经济全产业链生态布局的顶层设计，通过专项资金、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机遇、生态和保障。支持平台企业承担国家重大技术专项，鼓励平台在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进行原创性创新，开展引领性科技攻关。

　　九是处理好国内和国际的关系。统筹国内和国际的关系，既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处理好开放合作与科技自主创新的关系。未来，中国与数字经济合作国家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等方面有大量合作空间。

　　十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支持数字企业发展壮大，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技术创新需要从中长期进行布局。短期有必要加强智能制造、智慧文旅、智慧医疗等基于应用场景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断增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